有人说，中国的软件外包，应从1985年科学院派人到日本研修算起，那批研修归国人员，现在多是对日服务企业的核心人物。可以讲1985年到2000年，是中国软件外包的孕育期，是从无到有、从萌芽走向幼稚的15年。在这段时间内，一批富有活力的高成长性的小企业，如西安弈聪等，成为跨国服务供应商的伙伴。

2000年之后，中国软件外包进入了高速成长期，10年的时间，这些小企业中的佼佼者，迅速成长为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领军企业，规模也从一、两百人发展到七、八千人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们不仅在规模上有了长足的发展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，也普遍有了质的飞跃。

其实2005年的时候，产业出现了明显的拐点，当时在一次会议上，一位领导曾与我讲：“能否将我们优秀的软件外包企业梳理出来，重点进行支持？我回答，其实已不必梳理了，我们最好软件外包企业，已经被各类投资基金认真研究过几遍了，看一看哪一家被基金投资了、哪一家正在准备上市，就明白了。”此后又是5年过去了，我国的“十佳领军企业”已经有6家在海内外上市，其余4家也会在今明年上市。由此我认为，2000年以来的10年，是我国软件外包产业由萌芽走向幼稚期的10年。

而今后的10到20年，中国软件外包市场与产业将逐步走向成熟。有人会问，“何谓成熟？”我认为，一是当我们有了3到5家，年营业额超过百亿美元的本土企业。而且，其中一、两家，已经进入了全球软件外包行业的前10。二是那时这些企业有能力，覆盖垂直行业市场的IT服务需求（ITO）和基于IT的延伸服务需求(BPO、KPO)。三是排名前5位的企业，占据了全部市场份额一半以上时。四是当这些企业的近90%业务，来源于本土在岸市场时，我国的软件外包市场与产业就成熟了！由此可见，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步。但必须清醒的认识到，我们的软件外包产业，仅仅相当于我国软件业20年前的整体水平。产业还十分稚嫩、行业解决方案能力弱、本土市场还未真正释放。

“软件外包”这个高速成长的产业，在商务部的有力推动下，已驶入产业发展的快车道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也必须正视我们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，处理好瓶颈与节点上的阻滞，促使每一个拐点都向产业的成熟、进步和提升竞争力方向发展。

在我国，定义问题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，企业执行的业务，如能被纳入软件外包，就会得到政策支持，获得实际利益。地方政府如能适当放宽产业边界，也会收获满意的统计数字，有效提升政府的政绩。政府与企业结盟，企业获利的同时也促成了统计数字的超常成长，这让国内外行业内人士，都很难看清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真实规模。

正确认识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所面对的市场环境，是政府推动产业发展的第一要务。我们经常讲，爱尔兰、印度、以色列的软件外包产业十分成功，其实他们的市场诉求并不相同。爱尔兰，是美国软件产品，进入欧洲市场的跳板，欧洲各语言版本产品的本地化和基于欧洲需求的延伸开发，占据了爱尔兰软件外包产业的主流。印度由于语言和文化因素及受国内市场的限制，发展成为英语软件外包市场（主要是英国和美国市场，占其额的85％左右）的佼佼者。2009到2010年财政年度，印度仍然获得了501亿美元的业绩（占其730亿美元产业总规模的近70%）。以色列实际上是站在了软件和IT应用的军事和高端市场上。

中国软件外包产业的市场在哪里？由于统计的问题，可能没有人可以说清。中国软件外包产业所面对市场的确切分布情况，根据国内不同机构和部门统计、高德纳日本公司的统计及业内经验者的推衍。大致上看：本土市场的在岸需求应占85~90%之间、业务应在10~15%之间。业务中，美国需求大约占50%、日本业务占35%左右（尽管日本市场一直在稳步成长，但相对本土市场和美国市场的高成长性，对日市场规模，在市场份额中，已经由2005年的近60%，下滑到今天的35%左右），余者为其它国家和地区。

随着国内市场的逐步成熟和逐步释放，之前那些以业务为主的本土软件外包企业，会不断加大其国内市场份额。显然，这些有着15年以上为海外成熟买家服务经验的企业，越来越受到国内行业市场买家的重视（如：中兴和华为正在快速向他们转移开发业务）。这些服务企业，所取得的各类国际认证、成熟的质量控制经验和流程管理能力，将为他们铺平快速进入国内行业市场的道路。

可以预见，未来中国软件外包市场的格局，仍会不断地调整。故此，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应随之而适时进行调整，过度强调业务占营业份额比例的政策门槛，会限制一些大型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良性发展。

业内的企业，几乎都会同时是高新技术企业、双软认证企业、技术先进型软件外包企业……。其实，认真研究一下商务部的“软件外包”和工信部的“软件与信息服务业”及科技部的“自有知识产权的软件”的内涵，大部分内容是相同的。可见印度政府用一个叫做“NASSCOM”的中介机构来代表中央政府协调、推动“IT-BPO”产业发展，是非常有道理的。如何整合各部门的积极性